住在上海邑庙区复兴东路一户石库门宅第里的康太太有个习惯配资安全炒股配资门户，每年冬季结冰的第一天，要烧一壶开水去弄堂口去浇那个业已冻住的公用自来水龙头，然后吩咐家里的娘姨赵妈，去菜市场买一些肉馅，包一顿馄饨吃。
1949年12月1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第一次结冰。康太太一早发现毛巾已经冻成硬条条，便吩咐赵妈烧开水，去弄堂口浇自来水龙头。
赵妈浇完自来水龙头，按照康太太的吩咐，拎着篮子去菜市场买上好的肉馅。赵妈回来的时候，她的女儿洁珍已经去上学了，赵妈简单收拾一下，和面擀皮，然后就和康太太一起包起馄饨来。
馄饨刚包好，外面有人敲门。赵妈去应门，门外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是电灯公司抄火表的。赵妈把门开一条缝向外看了看，门口站着一个身穿电灯公司工作服的男子，此人肩挎帆布工包，戴着白纱手套，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帽檐压得低低的，脸上还戴着一个大口罩。赵妈觉得这个抄表工把自己捂的太严实，但又认得电灯公司那身工作服，于是没有多想，便开门让他进来了。
不料，这个抄表工刚进门，从旁边弄堂里又飞快地溜进来一个人，跟着就进了天井，这人除了没有穿电灯公司工作服，其他装束跟敲门的抄表工一样，头上戴着一顶长舌檐的蓝色帆布工作帽，脸上戴着口罩。
以前电灯公司抄火表，一起来两个人也是常有的事，只是不见戴口罩。赵妈觉得有些奇怪，盯着两人上下打量，正想开口询问，突然，她的太阳穴受到猛烈一击，跟着眼前一黑，便瘫软倒地，失去了知觉。
康太太在厨房里隐隐听到动静不对，大声问赵妈，谁来了？有什么事？问着，康太太便向外走，刚走到厨房门口，即遭那两个不速之客堵住，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对方一把卡住脖子，做声不得，随后被拖进客厅，和赵妈一起绑在八仙桌上，嘴里塞上了抹布。
康太太意识到家里遭了劫匪，下意识地朝卧室里看了看。
两个劫匪像是非常了解康太太家，两人闯进康太太卧室，很快就将康太太的二十两金条、八件黄金首饰、一百多枚银洋、二百四十万元现钞（旧版人民币，合新版人民币二百四十元）以及一个内有一千六百多万元的存折洗劫一空。
两个劫匪掠得财物返回客厅时，客厅里的那口落地大座钟刚好敲响十下。
按说，劫匪入室抢劫，得手之后应该迅速逃离现场，但这个两个劫匪显得非常的老道、嚣张，康太太听见一个带上海西郊口音的劫匪说：“走吧”，但另一个操本地沪语的却说：“不急，她们不是裹了馄饨吗，吃碗馄饨，弄干净了再走。”
说完，两个劫匪进了厨房，自己动手煮起了馄饨。
一人吃完一碗馄饨，其中一个劫匪竟然抄起拖把，在楼上楼下搞起了清洁卫生，另一个劫匪更加怪异，康太太隐约听见他拿着夏天用来灭蚊虫的喷筒，在“滴滴涕”的喷着什么。
还好，两个劫匪没有加害她们的意思，做完这些，其中一个劫匪把拖把留在天井里，两人像抄完火表一样，镇定自若地带上门，走掉了。
两个女人使劲挣脱，但劫匪的绳索将她们捆绑得太紧。
赵妈对康太太说：“太太，你别伤着自己，洁珍中午放学，马上就回来了。”
康太太听到赵妈的话，叹息一声，然后抽泣起来。
大约半个小时过后，正在读初一的洁珍中午放学回来了，她用钥匙打开大门走进客厅一看，不禁惊叫起来，她顾不上动手帮两人松绑，立即奔到门外狂呼“救命”，邻居、路人闻声聚拢过来，有人随即奔向附近有电话机的商店向公安局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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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的上海，刚刚解放半年，治安情况十分严峻，政治、刑事案件频发，抢劫案尤甚。据相关档案记载，从1949年6月至12月，全市共发生抢劫案七百多件，平均每月一百件不止，每天平均发生三四件，最多时一天发生十六件。
因为抢劫案每天都在发生，当上海市公安局邑庙分局接到报案时，起初并未感到特别意外。但是，当刑警赶到现场初步了解案情后，还是吃惊不小。一是案值巨大；二是劫匪作案手段、认定目标的准确、登门入室的伎俩、不留痕迹的专业，抢劫后吃了馄饨再走的从容，无不显示出这是一伙经验老到、气焰异常嚣张的劫匪，绝非小毛贼可比；三是劫匪抢劫后竟然在客厅门上留下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红桃图案。这个红桃图案，是用预先准备好的模子按在门板上，然后用红色颜料喷上去的，康太太听到其中一名劫匪用喷筒喷出“滴滴涕”的声音，并不是在灭蚊虫，而是在留记号。那个年代，刚刚解放，人们都还有朴素的旧社会意识，劫匪行凶抢劫留记号，这意味着社会上出现了江洋大盗，弄不好就会掀起血雨腥风，所以看到这个红桃图案，所有人的神经立马就绷紧了。
鉴于案情重大，邑庙分局领导当即决定组建专案组，同时向市公安局刑侦处报告该案情况。
邑庙分局组建的专案组由四名刑警组成，刑警队副队长辛强担任组长。下午两点，专案组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会上，专案组组长辛强提出了一个看法，康太太家境富裕，劫匪对此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了解康太太的背景，也许她的背景里隐藏着关于劫匪的线索。
专案组成员何守杰说，据康太太说，劫匪的声音很陌生，她并不认识。
辛强说，不认识不代表没关联。我们专案组有四个人，接下来的侦查我们分四个方向展开：一是了解康太太背景；二是调查走访现场邻居，争取找到目击者；三是向电灯公司调查工作服，以物查人；四是对银行、首饰店铺进行紧急布控，堵住劫匪取钱、销赃的口子。
通过了解，专案组掌握到，康太太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她并不姓康，本名叫刘紫珠，苏州人，十年前，她二十二岁，跟了一个大她二十岁名叫康亮清的资本家。康亮清有大小两房老婆，与她认识一个月后，便金屋藏娇，安排她住进了这座石库门宅第，当时邻居都不知道底细，多年来一直唤她康太太。
抗战胜利后，康亮清去吉隆坡继承叔父的遗产，遗嘱规定他必须定居吉隆坡，因此他举家迁走了。临行前，康亮清将这栋石库门房子送给了她，并且给她留下了若干黄金、现钞，算是对她的一个交代。
自与康亮清被迫分手后，她还是以康太太的名义生活，并没有再嫁人，也没有跟其他男人不清不楚。她的生活圈子很简单，家里除了娘姨赵妈母女，再无其他人，她的房子，自己住一半，剩下一半出租给了一家商行，坐收租金。
辛强问康太太，过去遇到过什么不好的人没有？
康太太说，没有。
辛强又问，你好好想一想，谁了解你的情况？
康太太说，大家只知道我是康太太，我从不讲自己的情况。
康太太背景的干净程度，超出了辛强的预料，就在他感到这个方向走不通的时候，第二起抢劫案居然又发生了。
第二起抢劫案的受害者是一对年逾七旬的夫妇，老头姓张，老太姓郁，夫妇俩是出生在上海的印尼华侨，1947年将经营多年的农场交给两个儿子，回国养老，夫妇俩住在露香园的一套老洋房里，老洋房是祖上传下来的。
这天午后，张老头陪同郁老太去医院看病，回来的路上买了一点熟食，准备晚上下酒。在自家门口，夫妇俩遇到一个与上午康太太见到的同样装束的抄表工，他们未存戒心，开了门就请对方入内了。
抄表工进门之后，从包里掏出的不是手电筒，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跟着，后面又进来一个同伙。接下来的一幕与康太太的遭遇如出一辙，夫妇俩被合绑在客厅的八仙桌上，嘴巴被抹布堵上，两个劫匪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搜了一遍，将这对夫妇的毕生积蓄洗劫一空。
抢劫得手之后，两个劫匪用拖把抹去作案时留在地板上的脚印，然后喷上红桃图案，临走时还顺走了夫妇俩回家途中买的那包熟食。
邑庙分局接到报案，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当刑警在现场看到那个红桃图案，再一了解劫匪作案过程，马上意识到“红桃大盗”又出没了，于是立即返回分局，汇报情况。
当天下午，分局领导决定将两个案子串案并侦，仍由辛强任组长的四人专案组负责。
辛强接到通知，第一时间赶到张氏夫妇寓所，详细了解案情。张氏夫妇与康太太一样，背景非常干净，加上“红桃大盗”一天连作两案，并不是专门针对一家，辛强认为劫匪与被劫的这两户人家并无瓜葛，他们是对上海地界熟悉，不是本地人就是在本地落脚已久，不可能是外地人流窜作案。
但是得出这个判断之后，辛强又有些困惑。
在他看来，劫匪作案后专门留下红桃图案，确有江洋大盗的意味，但是这个“红桃”江洋大盗以前为什么没有听说过？按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滩鱼龙混杂，乌烟瘴气，它出没作恶应该更加猖獗，没有道理上海解放了，它反倒冒出来了。
这说明这伙劫匪根本不是什么江洋大盗，它留下“红桃”图案，更多的是一种虚张声势，想误导侦查。想到这里，辛强又注意到一个细节，劫匪每次作案都要清除现场痕迹，这种反侦查意识跟所谓的劫匪道行似乎是两回事，大盗都有艺高人胆大的心理，通常不会有这样的习惯，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伙劫匪可能有着特殊的经历或者背景······
辛强正琢磨着，另外三路专案组侦查员陆续都回来了。
负责走访康太太邻居的侦查员何守杰报告，他一共走访接触了十二户人家，案发时天太冷，邻居们都在屋里，没人出门，因此没有找到目击证人。
负责布控银行、首饰铺子的侦查员小冷报告，一下午时间太短，没有发现劫匪取钱、销赃。
案子在辛强的脑子里装了半天，几路调查下来，他最看重的是第三路，通过电灯公司工作服追查劫匪。
负责这一路调查的龙野滨自知他这一路的调查十分关键，因此回来之后，将调查情况报告的十分详细。
龙野滨说，邑庙区的电灯公司是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区所有的抄表工都来自华商电气，康太太和赵妈两人都认得华商的抄表工作服，她们确定那名劫匪进门抢劫时穿的就是华商的抄表工作服。
华商电气，创办于民国初期，是一家老牌企业。不过，这家企业的运气有点差，1930年代中期准备扩建，厂房建好了，进口的新机器也到位了，正待安装运行时，日本人打过来了，电厂搬不走，结果被日本人没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电厂还给华商，却已是千疮百孔，加上蒋介石发动内战，没有稳定的经营环境，到了1948年下半年，华商已经无法发电，只能向美商电力公司购电，然后用自己的电网向用户供电。
上海解放后，华商总算喘过一口气来，但经营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因此他们非常注意成本节约，具体到抄表工作服的管理，他们的制度非常严格。
华商规定，抄表班每人只配一套工作服、工作包，统一存放在更衣室，不准带回家。每天上班抄表换上，下班换穿自己衣服。每周末集体清洗，统一晾晒，周一换穿。
辛强问，华商抄表班一共有多少人？
龙野滨说，一共有17人。今天下午，我赶过去的时候，17人都没有出去抄表，全都待在厂子里整理数据，准备报到财务室去结算电费。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可以作证，上班后谁也没有离开过厂子，而且全都穿着工作服。
辛强听了这个情况，马上说，既然抄表班的工作服都穿在17个抄表工的身上，那么劫匪身上穿的抄表工作服就有可能是从华商仓库里流出去的。
龙野滨说，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但是我看了华商仓库的账目，库存的工作服、工作包，账目数据相符无误，仓库管理员小王也十分肯定，绝不可能有华商抄表工作服从他的仓库流出去，他可以拿性命担保。
辛强问，仓库保管员可靠吗？
龙野滨说，这个小王30来岁，以前在饭馆跑堂，饭馆老板据说跟国民党保密局有关系，上海解放前携家眷逃去香港了。小王跟华商的一个股东沾点亲戚关系，上海解放后华商招人，他这个亲戚就把他介绍进来当了仓库管理员。通过接触，我认为小王是个老实人，是可靠的。
听完龙野滨报告的这些情况，辛强感到有些纳闷，如果劫匪作案时穿的确实是华商的抄表工作服，而华商抄表班和仓库又确定没有工作服流出，那么穿在劫匪身上的抄表工作服到底是哪来的呢？
辛强一开始没想明白，总觉得忽略了某种情况，但当他无意间摸出兜里那块坏了好些天无法再修好的旧怀表时，他突然就被点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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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外滩那口著名的海关大钟刚刚敲响八点的时候，辛强带着龙野滨再次来到了华商电力公司。
昨天接待龙野滨的厂部高管马先生，对于公安的去而复返有些困惑，也有些紧张，他小心翼翼地问，昨天不是已经来厂里查过了吗？我们这里不会有问题的。
辛强笑着说，那层窗户纸昨天没捅破，今天还得接着捅。这样，马先生，还请你带路，我想到你们的抄表班，仔细看看，跟抄表工具体谈谈。
马先生不知道辛强的意思，又不便多问，只一个劲地说，“行的。行的。”
辛强来到抄表班，先去更衣室转了转，他注意到更衣室的门窗紧闭，门上有把大锁，紧锁着。马先生向辛强解释说，我们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更衣室的钥匙由班长掌管，别说外人了，就是抄表工进去，也得向班长要钥匙。
辛强点了点头，这就排除了有人偷偷摸摸混进更衣室捞一套行头出去作案的可能。
当天，抄表班一共有九人在厂里，其余的都出去抄表了。从班长开始，辛强找在厂的抄表工一一谈话，一共谈了八个人，他们所反映的情况都是一致的。据班长说，昨天上班前，全班十七个人都已经到厂了，去更衣室换上工作服后，因为不出去抄表，都去了办公室，一直到下午公安同志进厂调查，没有人离开过厂区。
听到这些，辛强并不感到意外，这个时候，他把目光转向了第九个抄表工，他是当时在场的年龄最大的一个抄表工，50多岁，大家都叫他老周，
辛强给老周递了一支烟，招呼他坐下后，问道，“周师傅，你在华商干抄表工，干了有多久了？”
老周说，“民国初期，刚有华商的前身南市电灯厂的时候，我就是抄表工了。”
辛强说，“好呀！”接着便改变了谈话的方式。
辛强先向老周讲了昨天发生的那两起入室抢劫案的大致情况，然后问道，“周师傅，依你看，劫匪身穿的那套行头是从哪里来的？”
老周毫不迟疑地说，“那肯定是从华商搞到的嘛！”
辛强说，“可是现在调查下来，你们厂的抄表工行头没短缺，肯定没有流出去。你们的仓库也查过了，也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有些奇怪了！”
听到辛强这么说，老周抽了两口烟，沉思片刻，忽然一拍大腿，“我晓得是怎么回事了！流出去的肯定是瞎子的那套行头。”
这就是辛强此行的目的。
昨晚他的那块修不好的旧怀表点醒了他，华商的抄表工行头，现在没有流出去，不代表过去没有流出去！在场的抄表工查了，还有过往的不在场的抄表工呢？
所以，谈话时，他特意把年龄最大的抄表工老周留在了最后，并且改用了启发式的引导他思考的谈话方式。
据老周介绍，瞎子当初是和他一起进南市电灯厂当抄表工的，比他大三岁，姓陈，名叫大根。其实他不瞎，相反一双眼睛亮灿灿的，视力很好，只是他的老娘双目失明，后来大家都叫他陈瞎子、瞎子。
瞎子嗜酒，好吃肥肉，不到四十岁就患上了高血压，心脏也不好，一遇到梅雨天，天气闷热，他就捂着胸口说“不好过”。抄表工归根结底是穷人，医院轻易去不起，这些年来，他也没去医院看过，都是拖着，熬着，扛着。
今年6月，正是梅雨天。那天，瞎子一上班就说“心里不好过”，班长说那你就不要出去抄表了，留在厂里填写表格吧。瞎子初时是点了头的，但坐了一会儿又说没事了，还是去抄表吧，他负责的地段让别人去抄表，他担心别人不熟悉，弄错。
没有想到，瞎子这一去就出事了，他一头从自行车上栽下来，头破血流，当场昏死过去。当时，正好有一辆解放军的军车经过，人家就把他抬上车送到了小南门大威医院抢救。给他抢救的医生说是脑溢血，得马上动手术。就这样，瞎子被推进了手术室，他那身行头就是那个时候被脱下来，扔到一边的。
当时，情况紧急，乱糟糟的没人在意，后来瞎子没抢救过来，死在了手术台上，更没有想起他那身行头。
得到这条重要线索，辛强立即赶往小南门大威医院，了解瞎子被推进手术室前后的具体情况。
因为时隔不久，大威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还记得半年前抢救瞎子的一些情况。辛强抓住关键，直奔要害，问当天正好在场的护士长，“病人上手术台，身上的脏衣服肯定要脱掉吧，这种活儿你们医院哪个在做？”
护士长脱口而出，“老丁。”
辛强问，“老丁是谁？他在不在？”
护士长说，“老丁是我们医院的勤杂工，应该在的，我现在就去把他喊来。”
老丁是一个操苏北口音，弯腰驼背的中年男人，当得知辛强的来意后，他为难地说，“这个事我不清楚，我是7月7日来上班的，那时上海的黄梅天已经过去了，我没有经手过这么一个病人啊。”
老丁这么一说，几个护士不约而同地说，“搞错了，那时手术室的勤杂工是老德！”
辛强问，“老德人呢？”
护士长说，“老德手脚不清爽，医院已经把他辞退了。”
辛强又问，“老德家住哪里，你们知道吗？”
护士长略带歉意地说，“我们都叫他老德，但他姓甚名谁，住在哪里，我们并不晓得。”
另一名护士说，“老德是解放前来的，听说是院长的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你可以去问问院长。”
辛强于是赶紧去找医院院长，可院长偏偏那天没来上班，辛强想，一个勤杂工再没人了解，但他总要领薪水吧，想到这个，辛强转身又找到了医院财务室。
医院财务室给了辛强一个惊喜，他们那里不但有老德的姓名，还有年龄和家庭住址——老德，原名何俊德，家住上海市榆林区兴隆街裕富坊。
老德留在医院财务室的姓名和住址都是真的，通过走访榆林分局的管段民警，辛强掌握了老德的相关情况：何俊德，小名老德，二十六岁，出身小业主家庭，本人长期无业，品行不端，自幼混迹于江湖帮派充当小厮，十三岁开始结伙作恶，偷抢蒙骗样样来得，多次被国民党警察局拘留。抗战胜利后，何俊德因犯抢劫罪，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押解提篮桥监狱服刑，1948年11月中旬刑满释放。之后经亲戚介绍在大威医院做勤杂工，不久前因手脚不干净被医院辞退，目前无业。
辛强、何守杰和管段民警赶到老德家，这个混混并不在家，打听了两个小时，这才知道他的下落，将他捉住。
专案组成员何守杰是旧警察出身，看老德一眼，便知道这是个老油子，叫他说实话并不容易。
在分局审讯室，何守杰没有跟他啰嗦，开门见山，异常严肃地向他问起了华商抄表工行头之事。
老德倒没有躲闪，他用玩世不恭的腔调说，有这事，那身行头是我给病人脱下来的，一看血迹斑斑，本想扔掉。旁边有人说衣服实际蛮新的，洗洗干净可以穿的，我就拿去浸在水里了，还有那个帆布包。后来，病人死了，我就把那套衣服和帆布包拿回了家。怎么，没人要的东西，我捡回去，这也犯法了？
何守杰没有理会，马上追问，“那套行头现在在哪里？”
老德说，一个礼拜后我把那套行头连同帆布包，拿到外白渡桥那边的夜市卖掉了，一共卖了两万三千元。
何守杰继续追问，“卖给谁了？”
老德说，黑咕隆咚的，我哪里知道卖给谁了，那地方向来是只认钞票不认人。
查到老德，原以为找到了突破口，结果却是石沉大海，这是最糟糕的，因为无论老德的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它都像沉入海底的一颗石子，无法求证它的真伪。
但是何守杰并没有放弃，凭借多年审人的经验，他总觉得老德有不干净的地方，于是换了一个思路，突然严厉地问，“昨天白天你在干什么？”
老德的脸色瞬间有些异样，但随即恢复如常，他故作镇定地回答，“昨天？我去看望了一个老朋友。他叫马志远，住在公平路聚福里，门牌我说不上来了，不过门头是认识的。”
何守杰见老德这么说，没有接着问下去，然后就把老德给放了。
旧警察跟这些混混打交道，有许多的门道。何守杰这个时候故意将老德放掉，并且没有第一时间赶往公平路聚福里找马志远对质，就是他耍的一个门道，目的是为了让老德露出马脚。
通过走访管段民警，何守杰了解到，马志远是个跟老德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家里是开茶叶店的，按说他这样的家境，过一份体面无忧的生活是不难的，但是马志远天生性劣，结交的尽是地痞流氓、小混混，而且学会了扒窃。
1947年，马志远在“共舞台”扒窃一个阔太太时当场失风，被国民党警察局逮捕，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关押在提篮桥监狱，他跟老德正是同坐一间班房的狱友。
故意隔了两个小时，何守杰来到了马志远家。何守杰观察马志远的表情，似乎对自己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趁着马志远沏茶的机会，何守杰跟到厨房，瞥见厨房桌子上有一杯残茶，趁马志远不注意，他蛰过去悄然一摸杯子，还是热的，说明刚才有人来过，而是这个人应该就是老德。
心中有数之后，何守杰问，“昨天你见过老德没有？”
马志远马上回答，“见过，昨天老德来看我，他在我家喝了一天的茶。”
何守杰听了笑了笑，然后亮出铐子，直接把马志远铐走了。
回到专案组，何守杰向辛强汇报，老德对昨日行踪有隐瞒，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建议即刻传唤老德，拘留审查。
辛强没有异议，当即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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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天晚上，当老德再次被带到榆林分局的审讯室，何守杰、小冷两位专案组成员联合讯问，要他老实交代昨天行踪，他东拉西扯，拒不坦白交代的时候，“红桃大盗”却在这个时候再次犯案了。
“红桃大盗”再次犯案，辛强和专案组是第二天早上八点知道的。
这起案子发生在与邑庙区相邻的蓬莱区，被抢劫的是上海老字号中药铺“天年堂”。
据“天年堂”老药工老柏讲，昨晚11时许，他和留店值守的店员小朱已经睡下，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以为是上门抓药的，便立即唤醒小朱去应门，他自己则赶紧穿衣服起床。
使老柏感到异样的是，小朱去应门后就没有了声响，他匆匆穿上衣服一边往店堂里走，一边轻声唤道：“小朱，是谁呀？”
正待小朱回答，一道刺眼的手电强光已迎面射来，晃得老柏睁不开眼，跟着，一条颇有劲力的臂膊便夹住了他的脖颈，这时候，耳畔传来一声低喝，“不许出声！”老柏觉得脸上一阵寒意，一把匕首在面皮上轻轻划过，顿时惊得他手麻脚软。
接下来发生的，与上两起劫案如出一辙。劫匪将老柏、小朱两人背靠背合绑一处，嘴里堵上抹布，双双拴在店堂的账台上。
辛强问，“劫匪有几个人？”
老柏说，“三个，一律帽檐抵扣，口罩遮面，戴着手套。”
辛强问，“有穿抄电表那身行头的没有？”
老柏说，“没有。”
辛强问，“店里遭劫了哪些东西？”
老柏说，天年堂”有上千味中药，名贵中药不少，且珍藏的很好，有的藏在店堂的账台暗斗里，有的藏在库房角落的大堆草料下面。当时我还暗自忖量，这伙盗贼未必知道那些名贵药材藏在哪里，说不准会来逼问。没想到，这伙盗贼根本不问，像是非常熟悉中药铺子，三人亮着手电，两人直奔后面库房，一个就在店堂里逐个暗斗查看，别说账台，就是角落里的垃圾桶都被他们遍了。
这么折腾了半个钟头后，里面那两个盗贼拎着装满珍贵药材的布袋子出来，外面那个低声问，“里面都查看到了？没遗漏那个角落吧？”
拎布袋的盗贼说，“都翻了，有用的都拿了。还有一些虎骨，我说要拿，他说太沉，不拿也罢。”
店堂里的那个盗贼点点头说，“虎骨就算了吧，不值多少钱。”
三个劫匪作案之后，照例用喷筒在墙壁上留下了一个红桃图案，之后也是不急着走，每人沏了一杯茶，喝了一会儿，不忘把现场痕迹抹掉，这才拎着布袋子，扬长而去。
因为劫匪在现场留下了“红桃图案”，蓬莱分局连夜向市局汇报了该案。不久，市局值班室来电传达了市局领导的指示：如果确认该劫案与邑庙区发生的两起劫案是同一伙劫匪所为，可以由市局协调两区分局组成联合专案组串案侦查。
第二天一早，邑庙、蓬莱分局各指派四名刑警组成联合专案组，邑庙分局还是原先的四人，蓬莱分局的四名刑警是彭文瑞、苏博、老柳和小李。组长仍由辛强担任，彭文瑞担任副组长。
当天上午，联合专案组就三起劫案举行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组长辛强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邑庙的两起劫案，虽然劫匪都留下了红桃图案，但我有一个感觉，这伙劫匪并非老江湖，他们留下红桃图案，是一种虚张声势，想误导我们的侦查方向。现在蓬莱发生了“天年堂”夜劫的案子，就坐实了这伙劫匪并非老江湖，老江湖都是讲道上规矩的，他们的规矩中有一条是“四不抢”——郎中不抢、药店不抢、邮差不抢、老弱病残不抢。现在这伙盗贼抢了“天年堂”，我很怀疑他们的来历。
彭文瑞问，辛组长具体有什么看法？
辛强说，三起劫案，劫匪作案有个特点尤为明显，那就是得手之后将现场痕迹抹得干干净净，这给人“内行”的感觉，再结合这伙劫匪不是道上老江湖的判断，我有一个看法，这伙劫匪中很可能有旧军警宪特。
辛强的这个看法一抛出来，大家眼前一亮，大讨论的兴致马上就被调动了起来。
彭文瑞说，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劫匪向老字号中药铺下手，说明他们中间有人非常熟悉这个行当，有销赃的门路，而且他们销赃的门路一定在江浙之外，因为这个行当是通的，昨天“天年堂”被劫了，今天同行肯定全知道了，劫匪没法在江浙地界销赃，只能想法销往外地，这就给我们的排查，提供了一个方向。
何守杰说，虽然“天年堂”昨晚发生劫案的时候，老德被关在我们的审讯室，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之前在他身上发现的疑点，追踪华商的那套行头，以物查人，仍然不能放弃。
小冷说，劫匪销账，也有可能走化整为零的路子，这一点也要严加防范。
龙野滨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往外销赃，这伙劫匪中会不会有外地人？
根据大家的讨论与分析，专案组决定采取五条措施，推进串案侦查：一是加强对嫌疑人老德的讯问；二是向全市各分局发内部协查通知，对解放后被辞退的原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旧警察作一个统计，将材料送交专案组；三是通过上海市中药行业公会向本市以及外地发出紧急协查通知；四是立刻加强对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内河、海运码头的布控，严防劫匪转移赃物；五是继续对全市银楼、银行进行布控。
这五条措施，犹如织出了一张天罗地网，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专案组成员都是信心满满。就在这个时候，看守所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所长打来电话，说老德主动要求提审。
辛强接到这个电话，跟大伙说，“有戏！”然后直奔看守所。
老德被提进审讯室，一见到辛强，就说，“同志，你们昨天夜里说的坦白从宽政策，肯定还作数吧？”
辛强说，“那当然，人民政府说话算话！你不必有什么顾虑。说吧，12月1日那天你干什么去了？”
老德面色凝重地说，“12月1日我是做了犯法的事，那天我和提篮桥的两个朋友在南京路中央商场倒卖银洋，有好些人能给我作证。”
上海解放之初，由于国民党统治下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上海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趁机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其中炒银元最为严重。虽然军管会严令禁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但是许多市民心底还是更认银元，炒卖银元的现象屡禁不止。
老德说12月1日他在南京路中央商场倒卖银元，通过观察他坦白时的表情，以及他说出的那一大串可以给他作证的人名，辛强认为他说的是实话，这就意味着华商的那套行头确实被他在外白渡桥的夜市卖掉了，接下来再想以物查人，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
在技术手段很原始的年代，有老警察说过，侦查办案，最终比的是织网的能力以及耐心。有时候，静就是动，慢就是快。
这样的经验之谈，辛强是信服的。因此，老德这条线断掉之后，他虽有些失望，但并不气馁，相反非常具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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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也就是12月7日，线索终于冒了出来，而且一下子冒出来两条。
一是专案组成员、蓬莱分局刑警苏博掌握的一个耳目“小癞痢”所反映了一个情况。蓬莱区制造局路有一个姓姚的女子，最近反常露富。这个女子名叫姚瑾，是个三十来岁的寡妇，拖着两个幼子靠在弄堂口摆摊，卖些小百货，艰难度日，但是最近，她不仅换上了一件大红织锦缎棉袄，而且还戴上了两枚金戒指。
另一条线索是上海市中药行业公会下属的“中兴国药行”报上来的。曹家渡的“中兴国药行”是一家专门向中药店批发中药材的商行。12月6日下午，药行正要关门打烊的时候，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登门要求面见老板。
那天，“中兴”的范老板去苏州办事了，行里的一应事务交由账房刘先生代理。那人见到刘先生后，说他手头有点儿中药，是外地朋友送的，他家里没开药店，也不行医，放着也是放着，想想倒不如让给药行，换几个钱补贴家用。
听到这话，刘先生立即想起了头天行业公会传达下来的协查通知，心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莫非这人是劫匪，偏偏跑到“中兴”销赃来了。
为了稳住对方，刘先生不动声色，表示要看看东西。
那人听了便从怀里掏出一个两个拳头大小的白布包，里面包着一块麝香、两支野山参、十来枚猴枣。麝香产自西藏，野山参则出在东北或者高丽，猴枣应来自云贵川。一般来说，朋友送名贵中药材，少有把天南地北不同产地的好东西收罗来一并送的，加上眼前这人戴着口罩，压低帽檐，眼神躲闪，刘先生更加认定，这就是劫匪销赃。
生意人讲究和气生气，害怕结仇，遭人报复，因此刘先生不敢硬来，将这人当场拿下。他想了一个稳妥的法子，先给对方一个低得难以接受的价格，迫使其断了跟“中兴”交易的念头，然后指派店里的学徒暗中尾随，看其住在何处，回来再报告公安局。
哪知道，刘先生报了一个离谱的低价，那人竟然不假思索的一口就答应了。刘先生怕那人看出异样，只好硬着头皮将那三样东西收下。
付钱的时候，刘先生佯称账台现钱不够，要去账房里面取，趁此机会，他关照一个在后面做内场活儿的学徒小孙跟踪来人，考虑到来人可能会乘车，刘先生还掏了些零钱给小孙。
小孙很是机灵，一路尾随，未被发现。
那人离开“中兴国药行”后，没有乘车，而是步行十来分钟直接去了曹家渡内河轮船码头。小孙凑近过去假装看售票窗口上方贴着的轮船时刻表，听见那人往窗口里递钱，嘴里说道：“一张青浦。”
小孙当时只有十六岁，但脑筋非常灵光，他担心对方此举是发现被尾随之后耍出的金蝉脱壳，于是就在候船室里待着，直到亲眼看见那人上了去青浦的船，并且等轮船开走方才跑回药行。
拿到这两条线索，辛强当即决定，兵分两路，展开调查。
对反常露富的可疑女子姚瑾的调查，很快得出结果，她最近的露富与劫匪无关，而是因为跟闸北一个五十多岁的资本家好上了，那些东西都是那资本家送她的。
谨慎起见，何守杰、小李二人去姚瑾家仔细查看了，确信她家没有藏匿与抢劫案相关的赃物；之后，他们又拿着姚瑾摘下来的那两枚戒指，请受害人辨认，从而洗脱了她的嫌疑。
对第二条线索的调查，是由辛强亲自负责的。
他带着彭文瑞、龙野滨首先来到了曹家渡轮船码头。通过向码头调度室了解，他们得知，曹家渡、青浦两地之间每天只有一班轮船，早晨从青浦出发，傍晚到达上海；随即上客出发，经一夜行驶于次日清晨抵达青浦。
龙野滨说，“现在我们只知道销赃的劫匪坐船去了青浦，接下来不太好查呀！”
辛强说，“你们注意到没有，根据码头调度室的记录，昨天那班轮船从抵达码头到离开相隔不过四十七分钟，我算了一下，这点儿时间，只够从曹家渡码头来回跑一趟'中兴国药行’，而据刘先生所说，销赃的劫匪至少在'中兴’待了有半个小时，这说明什么？”
彭文瑞想了想，回答说，“这说明销赃的劫匪并不是搭乘昨天那班轮船从青浦来上海的，如果他确是从青浦而来，他应当是坐前天那趟来的，这么说的话，他很有可能在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夜。”
辛强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于是说，“马上查曹家渡附近的客栈、旅馆。”
排查工作，只要方向正确，有时候并不是大海捞针，而是撒网捕鱼。
这一次排查，因为锁死了目标，进展非常顺利，仅用了几个小时，专案组就从一家无字号，只挂了“住宿”招牌的小旅馆查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前天傍晚，有个名叫陆汉益的人，在这家小旅馆住过一夜，他在住宿登记簿上登记的地址是，青浦县城厢镇聚星街五十五号；来沪事由是，采购。
辛强带队循着这个地址追过去，青浦县城厢镇聚星街五十五号竟然是“福诚至中药店”。
看到这个名字，辛强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莫非这又是一条假线索，这个叫陆汉益的家伙根本不是销赃的劫匪，而是盗卖“福诚至中药店”名贵药材的内贼。
通过调查，辛强的预感得到了“残酷”的印证，陆汉益就是“福诚至中药店”的一名伙计，趁着老板叫他去浦东送款子的机会，盗卖了店里的名贵中药材。那些名贵中药材，平常很少动到，他以为老板一时不会发现，结果撞到了枪口上。
线索再次中断后，辛强觉得先前的工作做的有些毛糙了，特意向“天年堂”的老药师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再查到可疑的名贵中药材，拿给你们看，是不是你们店里的东西，你们能否认出来？
“天年堂”的老药师说，除非重量相符，否则很难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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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傍晚，因为再次扑了空，大家的情绪都有些沮丧，辛强安慰大家，“好事多磨，案子也是这样，大家要有耐心，要有磨的精神。”
当晚，大家无眠。
就在这个时候，“红桃大盗”居然再次在蓬莱区作下了一起抢劫大案。
蓬莱区的肇周路上有一幢小巧精致的二层洋房，上下一共八间。楼前有一个小院子，栽种着一些花草；楼后有两间平房，一间是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一间是厨房；四周围着绿漆栅栏，大门也漆成绿色。据说，这幢洋房的门框上曾钉着一块铜牌，上书“毕阳私邸，未许勿入。”
据查，毕阳此人，是军统精通国际情报的中校特务，国民党败逃台湾时，跟随毛人凤去了台湾。因为走得匆忙，他的老母、妻儿滞留在了上海滩。
上海解放后，华东局社会部根据获得的情报，掌握了毕阳的真实情况，曾派员前往毕阳宅邸去查看。毕阳老母、妻儿表示愿意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跟毕阳划清界限，并主动上交了家藏的黄金、银洋、首饰和手表。社会部干部根据政策，没有接收这些财物，并且言明，毕宅是毕家祖宅，不属敌产，政府不会没收，如果受到侵犯，还会予以保护。
此后，毕家孤儿寡母，一直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生活。
不料，灾祸还是降临了。
据毕宅女主人讲，12月8日午夜时分，有三个身着中山装，手持证件，自称是公安的陌生人，敲门闯入，将她们一家三口捆在客厅的桌腿上，然后强迫她说出保险箱密码，将里面的二十五两黄金、二百多枚银洋、十来件首饰、两千多美元以及一块金表，悉数洗劫。
劫完财物，劫匪发现客厅一角的玻璃橱里有饼干听、咖啡罐、奶粉瓶，于是冲了咖啡、牛奶，把两斤饼干吃了精光。之后，他们又从卫生间拿出拖把，把楼上楼下凡是他们踏过的地方都擦了一遍。最后，拿出喷筒，在墙上留下了一个红桃图案，这才离去。
辛强问，“你说劫匪手持证件，自称公安，你看清楚没有，证件上是什么字样？”
毕宅女主人说，“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本本，下方印着一行金字，上海市政府公安局。”
辛强掏出自己的证件，让毕宅女主人辨认。
毕宅女主人仔细看了看，然后说，“好像比你这个本本稍微小了一圈。”
几个刑警都感到奇怪，劫匪的证件怎么会小一圈呢？伪造也应该照着原尺寸伪造啊！这时候，何守杰突然说了一句：“这伙劫匪不会是拿本自行车执照冒充的吧！作案子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说完，何守杰问，“看清这几人长什么样了没？”
毕宅女主人说，“他们帽檐压得很低，戴着口罩，看不清楚。”
短短数日，这伙劫匪连作四案，先是伪装抄表工，现在竟敢冒充上海公安，事不过三，现在不仅过了三，而且第四次还是如此的嚣张，正当专案组成员集体感到愤怒，神经绷得异常紧张之时，火车北站又传来了一条线索——北站分局的反扒便衣抓到一个正在行窃的小偷，搜查赃物时，发现一个小布包，内有名贵中药材羚羊角。
辛强得知消息，有一种强烈预感，“这次准有戏！”
这个被抓现行的小偷，名叫罗三儿，他说小布包里的羚羊角，是从一个旅客携带的挎包里顺手窃得的。辛强看到那羚羊角，从附近一所中学借来天平秤，给羚羊角称重，结果称得重量三两一钱七分，与“天年堂”被劫羚羊角重量一致，从而证实罗三儿所窃的羚羊角确系“天年堂”被劫赃物。
辛强问罗三儿，“你偷的这人，长什么模样？”
罗三儿说，“他在我前头，我看不见他样子，但我听他曾问过别人去昆山在哪里排队。”
罗三儿吐出的这条线索，只要是老侦查都知道，含金量非常的高。
在随后召开案情分析会上，何守杰认为，从受害者康太太等人反映的情况看，有个劫匪带有明显的西郊本地腔，说明此人很可能就是昆山人，他在上海参与作案后，携带分得的赃物回昆山去，不想在火车北站被罗三儿偷了。
龙野滨对何守杰的看法表示质疑，他说，这样看，太绝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昨夜发生在毕宅的抢劫案又该作何解释？我担心一种情况，“天年堂”的赃物已经转手，罗三儿偷的并非是涉案劫匪。
何守杰说，我们不能太悲观，线索不可能一再假，还有一种可能，另外两个劫匪把昆山那个打发回去了，另行又物色了一个同伙？
两个组长辛强、彭文瑞没有参与争论。在辛强看来，这条线索底下有没有大鱼，必须把线拎上来看，所以下一步必须找到这个携带羚羊角，买票去昆山的人，但问题是，昆山是个县，仅县城玉山镇就有四万人口，人海茫茫，究竟该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这个没有任何特征的嫌疑人拎出来呢？
彭文瑞说，那个昆山人进了北站候车室，居然要打听从哪个检票口进站，说明他难得来一趟上海，极可能是乡下人。这种人参与红桃大盗系列抢劫案，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跟班样的小角色，是个从犯，而主犯对上海地界非常熟悉，一定是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前面，辛组长提到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劫匪中很可能有旧军警宪特。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既然这个昆山人不好查，那我们就去查跟昆山有关联的旧军警宪特，我认为，他跟昆山一定有关联，那个昆山人极可能就是他召来上海，参与抢劫的。
彭文瑞的发言，让辛强激动不已。
其他人也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案情分析会就此结束之后，专案组立即查阅了各分局提供的资料，结果发现解放后被辞退的旧警察中昆山籍的一共有四人，分别是新城分局、杨树浦分局、卢家湾分局和蓬莱分局的。
其中，蓬莱分局的老宋，五十八岁，患有严重肺结核，长期卧床，现已不能下地，因此可以排除；杨树浦分局、卢家湾分局的那两个已经找到新工作，一个在“春兴米行”当伙计，一个在“正泰纱厂”看门，经查这二人均无作案时间，也可以排除。
而新城分局被辞退的那个叫袁晓墨的旧警察，没有查到其下落，连住在哪里都不清楚，十分可疑。
苏博、老柳前往新城分局深入调查，袁晓墨的具体情况很快浮出水面——袁晓墨，现年三十九岁，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人，出身小摊贩家庭，十六岁到上海法租界的煤球厂做学徒，后来混进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做了一名“包打听”。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接管租界巡捕房，华捕中凡是爱国的都主动辞了职，但袁晓墨没有，相反他卖力地为日本人办案，还曾被借调到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充当探子打手。
抗战胜利后，袁晓墨一度失业，但两个月后又经人介绍混进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新城分局，作了一名警察。上海解放后，军代表审查留用警察档案，发现袁晓墨在“七十六号”干过，立即将其划掉。
袁晓墨被辞退时，因为没有房子，所以他的户口是“袋袋户口”，这就造成了他现在的下落不明。
怎么查这个人？
旧警察出身的何守杰又出了一个好主意。
他说，在过去，警察在上海滩不算什么，但要是小地方出来的，回去那也是不得了的，说是光宗耀祖也不为过。以前他回松江泗泾镇老家就是这样，不光亲戚朋友纷纷登门探访，就是镇上的警署，那几个警察也要请他去饭馆吃一顿酒。袁晓墨也一样，昆山县玉山镇人肯定有不少认识他，并且知道他的一些事，尤其是镇上谁是他的亲朋。现在，既然袁晓墨下落不明，那我们可以把彭组长先前的建议再调转一下，既然本主不好查，那我们就反过来去查他在昆山有哪些亲朋。如果在火车北站被偷的那个嫌疑人确是昆山人，那他肯定跑不了，说不好一锄头下去，就挖出来了。
这一段，是这个案子最精彩的地方。
一个迂回之后，又是另一个迂回。
简直妙不可言。
按照何守杰的这个办法，专案组随即赶到昆山县玉山镇。经查，昆山确实有一个叫袁晓墨的旧警察，以前住在太平桥一带。他的父母早死了，现在还有一个姐姐叫袁晓玉，嫁给了渔行桥畔的一个姓俞的木匠。
何守杰问镇上的老人，“袁晓墨以前回来过没有？”
镇上的老人说，“他父母死的时候回来过，那时他在巡捕房当'包打听’，回来的时候，风光的不得了。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在'七十六号’当狗，也回来过，好些人巴结他，托他照应。”
何守杰问，“袁晓墨在昆山除了姐姐，还有没有其他亲戚？以前回乡，他跟谁走动得比较多？”
镇上的老人说，“袁晓墨跟他姐夫的亲弟弟走的近，那人叫'申公豹’，脖子有点歪。”
据查，镇上老人口中的“申公豹”，名叫俞北昌，现年二十八岁，是个竹匠，嗜酒好赌，名声很坏，具有很大的嫌疑。
专案组决定，立刻传唤俞北昌，同时对其住所进行搜查。当专案组来到其住址时，俞北昌却不在家，问邻居，谁也说不上他去了哪里。
辛强当机立断，开锁搜查，然后守株待兔。
在俞北昌家，虽然没有发现赃物，但搜出了罗三儿作案时接触过的那个八成新的拉链挎包。这就把所有的线都连上了。晚上八点，俞北昌一身酒气地回来了，当即就被专案组铐上了。
在审讯室，专案组五名成员摆开场面开审，俞北昌一看这阵势吓得瑟瑟发抖，然后就全部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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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俞北昌跟两个竹匠去青浦县东侧的徐泾做工。干了十来天，想到徐泾离上海市区不过三四十里地，他便去了上海，想找袁晓墨玩玩。不料，兴冲冲地赶去新城分局一问，门卫室说这个人已经离开了，去了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他只好悻悻而归。
回到家里，俞北昌却意外地收到了袁晓墨的一封信，一看时间，这封信已经寄来一个星期。在信中，袁晓墨叫他有空来上海一趟，并且给了他一个住址，江宁区中正北二路镜子弄29号，末了，袁晓墨还特别强调，如果最近不打算来上海找他，也请去封信告知一下。
俞北昌一向崇拜这个拐弯抹角的亲戚，看这封信的内容，他觉得袁晓墨找他必有好事，便急不可耐地来到上海，找到了中正北二路镜子弄。
镜子弄29号的房子是袁晓墨一个叫史鼎骁的朋友的，此人出身中药商世家，过去也干过“包打听”，眼下在做木材掮客。
袁晓墨见俞北昌还在做竹匠，倒也干脆，他问俞北昌，现在上海滩情况非常混乱，是浑水摸鱼的好机会，愿不愿意跟着他俩趁乱干一票？他们干过包打听，当过警察，对警察办案门清，只要出手，那肯定是三个指头捏田螺，笃定。
俞北昌本就不是好人，一听两个大哥要带自己发财，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
袁晓墨、史鼎骁两人对原先法租界以及周边地界非常熟悉，于是决定在邑庙区、蓬莱区动手，就这样康太太和老张两家，成了他们抢劫的目标。
史鼎骁做木材掮客生意，在复兴东路康太太宅子附近有一个交易点，因为脸熟怕被认出来，抢这家时，史鼎骁便没有露面，案子是袁晓墨带着俞北昌作的，抢康太太家时，袁晓墨身穿的那套华商的抄表工行头，确实是在外白渡桥那边的夜市买的。
抢“天年堂”是史鼎骁的主意，他对中药商行和中药都比较熟悉，“天年堂”在蓬莱区，他也不怕被人认出来，所以他也露头了，这个案子是三个人一起作的。
在“天年堂”得手之后，三人在镜子弄29号闭门不出，躲了几天。12月6日，袁晓墨见外面没有动静，对俞北昌说，明天你先回昆山去，离开的时间长了，容易引起怀疑。黄金、首饰、银元现在还不能动，药材你带一部分回昆山藏好，明年黄梅天之前，争取全部出手。
次日，俞北昌带着羚羊角等部分名贵药材回昆山，不料在火车北站被小偷拉开挎包拉链，偷走了放在最上面的那支羚羊角。因为害怕袁晓墨责怪他，他并没有写信告知袁晓墨，更没想到遇到个小偷，居然就露了底。
辛强问，“你带回去的那些中药赃物，藏在哪里了？”
俞北昌说，“藏在一个老酒坛中，埋在家屋后的地里了。”
辛强又问，“蓬莱区毕宅被劫案，袁晓墨他们两人向你透露过没有？”
俞北昌不解地问，“什么意思？我走后，他们又去抢了？”
观察俞北昌的反应，辛强确定他并不知道这起案子，并没有回答他，因为眼前抓捕袁晓墨和史鼎骁是当务之急。
袁晓墨和史鼎骁并没有意识到已经露馅，当专案组冲进镜子弄29号时，这俩劫匪正哼着小曲在喝大酒。
袁晓墨、史鼎骁到案之后，口供与俞北昌一致，但他们矢口否认作了蓬莱区毕宅那起案子。
袁晓墨说，“一口气干三票，已经算密了，抢完'天年堂’，我把喷红桃图案的模子都烧了。”
辛强听了为之一惊，再一调查，两人在12月8日确有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这么说来，在专案组的眼皮子底下，竟然还有另一拨红桃大盗？
意识到自己被误导了，辛强带领专案组立即重返毕宅，对现场进行重新勘查。经仔细对比，留在毕宅的红桃图案确与前三起案子的红桃图案有不同之处，这说明有另一拨劫匪在假冒袁晓墨犯罪团伙。
12月10日晚上，根据这预料之外让大家感到惊愕的突发案情，专案组再次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上，辛强着重强调了一点，因为这个红桃图案，我们被严重误导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忽略了这个案子的诸多细节，因此重返毕宅，走访受害人，仔细梳理每一个细节，尤为必要。
12月11日上午九点，辛强带领六名专案组成员重返毕宅。那天毕家的独生子、十岁的毕学勤正好在家，而劫匪抢劫时，毕学勤也在家，而且与劫匪还有过接触。
这给辛强带来了灵感。
辛强问毕学勤，“对那三个强盗，你还有印象吗？”
毕学勤脱口而出，“他们太坏了。”
辛强问，“怎么个坏法？”
毕学勤说，“他们把我的饼干全都吃光了，那是妈妈从南京路泰康公司买来的奶油夹心饼干，可好吃了。我平常都不舍得吃，他们一块都没给我留下。”
辛强问，“他们吃你饼干的时候，说话没有？”
毕学勤说，“其中一个边吃边说好吃，后来他又说，一吃就知道这是泰康的饼干，不过质量已经不如以前了，以前泰康的饼干，放的白糖是台湾糖，现在台湾糖没了，只好用福建糖，福建糖不如台湾糖，我一吃就吃出来了。”
毕学勤的这句话，引起了辛强的注意。
那年代，泰康的饼干是高档货，奢侈品，即便家境不错的人家，也只是偶尔吃一下，有条件长期吃，一口就能吃出它味道的，绝对是少数。
凭借这一点，辛强认为，劫匪中那个点评泰康饼干的一定是泰康的老客户，而且是现在已经落魄，再也吃不起的老客户。
想到这里，这个劫匪几乎已经浮现在了辛强的脑海里。
通过调查泰康公司的客户档案，走访销售经理，有个叫潘量斛进入辛强的视野。此人出身恶霸家庭，其父潘恕是“一贯道”骨干分子，抗战后期开过两家商店，解放战争期间将自己经营的商店作为国民党特务的秘密联络点。
上海解放的第三天，潘恕被军管会逮捕，不到一个月即被处决，其家产先被查封，清点后作为敌产全部没收。
潘家没倒之前，潘量斛常年吃泰康饼干，直到被抄家没产。
辛强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锁定。
潘量斛是个纨绔子弟，到案之后，很快招供——家破人亡之后，他既仇恨新世界，又吃不了苦，听说邑庙出了红桃大盗，他仔细去打听了，然后就纠集两个结拜弟兄汪横、陶仰石假冒红桃大盗，作了毕宅抢劫案。
辛强问，“作案时你手持的市局派司是怎么回事？”
潘量斛说，“那是我新领的一本自行车执照。”
大家听了，内心颇为感慨。
至此，红桃大盗系列抢劫案历经“千转百回”配资安全炒股配资门户，终于圆满告破。1950年春，上海市军管会对该系列案作出判决：袁晓墨、潘量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四人分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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